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通常是与自己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会成为他创造奇迹的不竭动力。——题记

　　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上,深深镌刻着一个大写的名字——

　　吴大观。这位我国航空发动机科研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自己93年的风雨人生中,为了中国战机能够装上强健的“中国心”,把自己的满腔忠诚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哺育他的伟大国家和民族,一生无悔。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在标着“1962年12月-1963年6月”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吴大观用红笔写着这样一句话,仿宋体,工工整整。

　　几十年过去了,字迹如新,感情如旧——那是吴大观的心声,也是一代人的心声。

　　出生于1916年的吴大观,像那个时代的无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感受过“落后就要挨打”的伤痛,遭受过学成归国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迷茫,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当家做主人的喜悦。“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而献身”。他说。

　　1949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忠诚和信仰从此成为他一生的注解。

　　“不研制出发动机,我死不瞑目。”吴大观暗暗下定决心。

　　1958年7月26日,星期六,沈阳飞机厂机场。

　　随着一架崭新的飞机呼啸着冲向蓝天,人群一下子沸腾了——装配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型喷气发动机喷发1A的歼教-1飞机首飞成功!

　　这一刻,来之殊为不易。

　　军用航空发动机,战机的心脏。即便现在,能制造飞机的国家不少,能独立研制发展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

　　1956年11月,满怀“航空报国”豪情的吴大观在沈阳一个叫“黎明”的工厂装配车间里,带着60个战友开始了追寻新中国航空发动机“黎明”的征程。这一年是新中国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春天”: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到处生机勃勃。

　　万事开头难,到底怎样设计发动机?吴大观苦苦思索。

　　调人手、改设备、找资料……众多难题,错综复杂,但最让吴大观伤头疼的是没有实验设备。

　　涡喷1A发动机虽然以涡喷5为原准机进行缩型,可以省去一些部件实验,但有些重要部件仍需经过试验才能研制,否则,断无成功可能!

　　这其中,最需要的是火焰筒单管试验器和叶栅吹风试验器——缩型后,火焰筒还能否点着火、涡轮叶片还能否达到设计功率?这些要害问题,都需要试验来解答。

　　当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有了创造奇迹的动力。对党的爱,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就是吴大观和他战友们最大的动力源泉。

　　“当时确实是凭一股子热情来干工作。”吴大观说。

　　为了研制实验设备,吴大观把从美国带回来的6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供技术员拆装练习;把从苏联买回来的幻灯机供他们对判读照相底片,以提高压力测量的精度……

　　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分析……终于造出了实验设备,确保了发动机研制成功。

　　然而,涡喷1A命途多舛,虽已诞生,却未能成年——由于当时对其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在试飞成功后没能及时安排生产任务,最终没能实现设计定型,成为一大遗憾。“但也为新机研制闯出了一条路子。”

　　重视实验,就是其中一方面。

　　1961年,吴大观和将军所长刘苏等人一起负责组建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首次建所,困难重重。

　　吴大观和所领导一班人,运筹着、规划着。从所区的布局、试验基地的建设、研究室的设置、干部的使用、人员招揽和安排到职工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在考虑和操作之中……

　　作为技术“舵手”,吴大观考虑最多的是科研室的设置和科研试验手段的建设。

　　按照常规,科研室一般按照发动机总体和部件设置研究室,如总体研究室,燃烧研究室等。但吴大观提出,除此之外,还应设置实验设备研究室和测试实验研究室。

　　“这两个研究室的设立是吴大观最突出的开创性业绩之一。”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主任张池评价说。在吴大观的努力下,研究所还建成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组织设计和建造了新中国第一批试验设备。这些试验基础条件和手段的建设,不仅对当时的型号研制,而且对后来的型号研制,包括“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的研制,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发动机要发展,必须依靠这样的实验设备,它是航空发动机最根本的基础建设。”张池强调:“这体现了吴老高瞻远瞩的智慧。”

　　“要坚持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2005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太行”实现设计定型,标志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完成了由仿制、测绘仿制向自主研制、自行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国战机从此将实现第二代机到而第三代机的跨越。

　　消息传来,国人为之振奋。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晓,“太行”曾差点落马。

　　1985年年底,湖南株洲某招待所,航空部科技委发动机专业年例会。

　　这次会议的焦点集中在“太行”,专家观点一致:自主研制“太行”。但有关方面在测仿还是自主研制仍存在犹豫和彷徨,“太行”面临难产。

　　对此,吴大观立场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向国家提出来不能测仿,要自主创新发展自己的发动机型号。“不搞自己的发动机,就会永远受制于人,战机就会永远‘供血不足、心率失调’”。

　　以吴大观为首的九位专家决定联名上书华体（中国）,建议自主研制“太行”。

　　党中央高度重视。

　　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给予大力支持。“太行”最终立项,经过18年磨砺,终成大器。

　　“‘太行’的成功研制,离不开吴老等老专家在关键时刻的呼吁和支持。”“太行”发动机总计师张恩和说,这是几代人的努力的成果。

　　吴大观常说,要坚持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1982 年6月实现设计定型的涡喷7甲发动机,是我国第一型改型设计并成功装备部队的发动机,它采用的气冷空心叶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国际尖端技术,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王冠上的明珠”。

　　当时负责设计改型的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刚成立1年多,经费不足,经验不足,知识缺乏,要上这种叶片,大家心里没底。

　　是一味仿制,还是咬牙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吴大观在冷静分析后认为,这项技术虽然难,但意义重大,只要攻下它,就能将研制水平向前推一大步。他下定决心要摘下这颗“明珠”。

　　由于这项技术会使涡轮前温度提高100度,因此所需材料非常关键。在一次协调会上,吴大观和当时负责材料设计的621所总师荣科当众打起了赌:“我设计我的,你研制你的,谁搞不出来,就把谁的脑袋挂在该所门口上!”

　　吴大观调集所里精兵良将,夜以继日的反复研究、改进、实验,再改进、再试验,在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终于一举攻克了这项技术。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从涡喷1A,到涡喷7甲,再到后来涡扇6等,在自主创新之路上,吴大观和他战友们将马克思的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已经62岁了,但我要以26岁那样的劲头工作”

　　2004年,88岁的吴大观办理了离休手续,也学会了上网查阅资料。当别的老人颐享天年、含饴弄孙时,他却向科技委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保留我的办公室,我还要继续工作。

　　别人劝他:“老吴,歇歇吧。”

　　他摆摆手:“一线的同志工作忙,没时间看资料,我就帮他们看,找到有用的就寄给他们。”

　　西安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王良,至今还保留着吴大观2005年5月6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从中,似乎还能看到当年“斯贝大会战”的一幕幕:

　　1977年底,吴大观调任西航担任技术厂长,他给西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重”——家当几乎全是图书资料,超过了当时的运费报销标准好几倍。

　　把科技资料看成科技人员的粮食,是吴大观常挂在嘴边的话。

　　在西航,吴大观主要负责斯贝发动机引进专利的仿制工作。这可不是块容易啃的骨头——光英文图纸资料就有127吨重!

　　吴大观给技术员们下了“死命令”:早上起来补英语,晚上加班啃资料,以半年为限,每个人必须消化自己负责的图纸并形成总结,半年后要一个一个检查!

　　“用人民的钱买来的资料,每个技术人员都有责任钻研学习,任何丢失资料、不认真学习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犯罪。”吴大观以身作则,对合同资料,他件件过目,一字一句中英文对照,一遍又一遍验算公式验证定理,头四个月就看了上千份资料,记了几十万字的笔记。

　　“那老头真检查、真修改。”已经退休的老专家杨子彬仍记忆犹新。

　　“老头”,这是西航人对吴大观的称呼——已经62岁了,可不是个老头?

　　这个患有冠心病且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0.3的老头,工作起来劲头可不小:早上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晚上11点多才回家,一周内除了陪老伴看场三毛钱的电影,其他时间都扑在工作上。在他的带动和要求下,整个西航办公楼天天“灯火辉煌,书声琅琅”。经过半年的努力,技术员们边收集、积累资料边消化,形成了大量中文资料,为发动机成功仿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技术消化只是第一步,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

　　1979年7月19日,离试车台校准试车仅剩一周,成功有望。

　　偏巧这时出事了:已经做好的尼龙网进气防护罩因导热性能差、使用寿命短,必须改用不锈钢制作,但这种金属防护罩从没制作过,重新制作至少也得10天。

　　在场的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总指挥的命令:怎么办?

　　外国专家也在看着,试车绝不能耽误。

　　吴大观略加思索,突然把手向上猛地一挥,坚定地说:“一定要在试车之前赶出来!”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吴大观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用。

　　要尽快做好金属防护罩,关键是攻破焊接难关。吴大观和技术员在第一时间从有关单位抓到了这个讯息,如获至宝。

　　吴大观立马跑到老焊工姜师傅那里,吃住在一起,和他一起想办法攻难关。经过一次次试验,终于提前两天赶制出了合格的防护罩,确保了试车的成功。

　　终于试车了,吴大观却晕倒了——试车时,英方专家两班倒,而老头一人顶两班,发烧到了39℃,就偷吃片药硬顶着,60多岁的人了,不晕倒才怪呢。

　　可刚从医院醒过来,他又跑回到了试车岗位上。

　　“老头真玩命。”大家这样说他。

　　了解他的人知道,眼看着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他着急啊。“我已经62岁了,为四化出力的日子不多了。对我来说,时间很宝贵,我要以26岁那样的劲头工作!”

　　然而,为发动机操劳了一辈子的吴大观还是病倒了,93岁的他得了直肠癌,晚期。

　　弥留之际,老人看得很开,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心”:“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发动机搞上去!”

　　周围的人们落泪了,大家劝慰老人:“吴老,你现在需要的是安心养病。”老人的回答很豁达:

　　“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多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赤子情怀,其心拳拳!

　　人们说,吴大观搞了一辈子发动机,实际上他就是一台永动机——无论生前死后,都在为“中国心”不停转动。